西方音乐中的“中国元素”

■李近朱

【马勒的《大地之歌》几乎就是一部“唐诗歌集”。然而，在音调的使用上和乐器的配置上，这位奥地利作曲家却没有彰显鲜明的中国音乐的元素。】

“西方”和“东方”是一个遥远空间。在同是遥远的时间中，两个空间的两种文化从来就相互吸引与交集。音乐虽素称是不分国界的“世界语”，但语境却有分别。从巴洛克时代到印象派时期，西方的音乐语言一旦跨界，异彩常引人瞩目和瞠目。当中亚西亚音调出现在东西方连接的俄罗斯音乐家的曲谱中，尽管时间之隔不是最早，空间之距不是最远，当年却轰动乐坛。以至于这首叫作《中亚细亚草原》只几分钟的交响音画，成为传世名作；其作者穆索尔斯基也成为世界音乐进程中的一个独特“亮点”。

至于地处东方却在时空上与西方更为遥远的中国，在西方古典音乐作品中，其元素虽鲜见，却亦可见。有几部流传广影响大的经典名作，中国元素为其得以传世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19世纪晚期浪漫主义潮流中，步向20世纪的交响音乐大师马勒，有一部带有人声歌唱的交响曲，叫作《大地之歌》。这部作品写在他的第八部交响曲之后。本应开始第九部交响曲创作了，但音乐界似有一个忌惮，亦即马勒的先辈贝多芬、舒伯特、布鲁克纳、德沃夏克等人，皆写完第九部交响曲便辞世了。于是，作曲家止步于第八，先创作了一部特殊的交响曲《大地之歌》。

说其“特殊”，不单因这是“为男高音和女低音（或男中音）独唱以及管弦乐队而写的交响曲”，还因这部作品的歌唱部分，歌词竟选自中国唐诗。六个乐章为多阕唐诗作了音乐的演绎。

1908年，马勒友人赠他一册《中国之笛》。这是由汉斯·贝特格参照英文、德文和法文译本编选的一部中国古诗集。诗中，盛唐诗人李白、孟浩然、王维等人愤世嫉俗的情绪，以及遥远异邦的东方色彩，引起马勒的兴趣。他欣然命笔，写成一部标题为《大地之歌》的交响曲。六个乐章运用七首唐诗，单诗圣李白，就选用了四首：有七言古诗《悲歌行》、七言律诗《采莲曲》，五言古诗《春日醉起言志》，以及在《李太白全集》中尚未查出的德文译为《瓷亭》的一诗。李白以及另几位诗人之作，与世纪末马勒的思绪相通互怜。那个时刻，这些中国古诗虽表达了热爱生活、向往自然的心境，却也满溢愤懑的压抑。马勒在体味到欢悦之后，心灵花园还是一片荒芜，悲从中来。中国诗人和西方音乐家一样有了“借酒浇愁愁更愁”之感。

晚年的马勒置身于黑暗的现实中，忿忧而又消沉，与李白诗篇发生强烈共鸣。因此，《大地之歌》作为马勒向生活诀别的辞世之作，选唐诗与交响曲缀成一件璧合瑰宝，决不单单出自欧洲作曲家对于东方异国情调的猎奇；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艺术家复杂而矛盾的人生观与思想情感的鲜明的披露与深刻的体现。

马勒的《大地之歌》几乎就是一部“唐诗歌集”。然而，在音调的使用上和乐器的配置上，这位奥地利作曲家却没有彰显鲜明的中国音乐的元素。以至于在我拍摄电视纪录片《话说运河》时，到了李白诗中绍兴的若耶溪。“若耶溪旁采莲女”与水波潋滟的画面，可否配上马勒的音乐？几经聆听，这段“若耶溪”音乐没有一点中国色彩，确不能用。再聆《大地之歌》音乐，哪怕是具有异国情调的乐器曼陀林、铃鼓和钹等，也鲜有中国味道。因此，这部交响曲中的“中国元素”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音乐上的中国风格，仅仅是唐代诗人的诗境与情感，唤起了这位西方音乐大师的共鸣。依照他的音乐思维，李白等人还是穿上了“洋装”。但，无论是在文字上，还是在题旨和立意上，这部晚期浪漫主义音乐名作，用音乐演绎了唐诗，也是体现了中国元素。毕竟比那本德文版的《中国之笛》，又多了用管用弦用歌所构筑的中国意境。戏说之，在马勒的交响曲《大地之歌》中，诗仙文圣李白等人也还是拥有“版权”的。

至于后生马勒20余年的意大利歌剧大师普契尼，他创作了东方情调的《图兰朵》。尽管歌剧中的公主在中国人看来有点不伦不类，但伴随她而响起的以民歌《茉莉花》音调为主题的音乐，则让人物和舞台中国化了。这可能是中国民歌《茉莉花》传向西方的最早的一个演唱。这部歌剧中的这一“中国元素”，让西方早在20世纪初叶，就从音乐上感知到了中国。而这支曲调的优雅深情，更从正面塑造了中国的美丽形象。

这种东方之美与中国元素，震动着西方。到了20世纪末叶，西方艺术家为了更准确表达这部歌剧的中国风范，竟请中国导演张艺谋再作中国式的艺术处理。连同女角色自尽改用中国发簪的创意，这部西方歌剧的中国味道愈发开掘得地道精湛。世界巡演之中，西方人也愈益认知此前的诠释与中国元素的差异。中外观众对于《图兰朵》强化中国元素的认同，实际上正还原了作曲家普契尼的创作初衷。

自康熙大帝试吹单簧管始，东西方音乐文化的浸透与互融已是必然。我们翻出几部西方音乐经典去说中国元素，音乐本质上的“无国界”性便更开阔了我们的艺术视野。

《中国科学报》 (2017-11-03 第7版 作品)